◎黄月兴  刘雨昕  文

［提要］ 南宋淳熙八年（1181）末，理学大儒朱熹任职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，赴浙东赈灾，推行荒政，“大节殊伟”。淳熙九年（1182）夏六月，朱熹首游嵊县贵门百丈山。淳熙十年（1183）春夏间，主管台州崇道观的朱熹重游嵊县贵门。其间，创作了《百丈山记》《忆秦娥（雪、梅二阕怀张敬夫）》《宿黄沙以山如翠浪涌分韵赋诗得如字》《鹧鸪天·题江槛》《游芦峰分韵得尽字》《次清湍亭韵二首》等20篇诗文，是留给嵊县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学界对这些史实未做系统考证。本文秉持“诗史互证”“以诗证史”的研究考证之法，以《全宋诗》《晦庵集》等为主要依据，结合文献典籍、邑地方志和家乘谱牒，考证朱熹淳熙九年前后在嵊县的详细行迹，以补阙如。因识见有限，恳请方家指正。

［关键词］ 朱熹  行迹  嵊县

嵊县（今浙江嵊州，为行文方便，全文所涉嵊州除注明外仍用嵊县旧名）有一座知名的宋代书院——鹿门书院，距县城30千米，坐落于贵门乡芦峰山麓。此地是古时通往婺州（金华）的要道，境内有天兴潭、叠石岩、访友桥等景观，历来多有游客览胜。

据《贵门吕氏宗谱》《嵊县志》记载，吕规叔（1125—1206），原籍安徽寿春，是嵊县贵门吕氏始迁祖。出身仕宦世家，初任婺州教授，后荐任监察御史，又任河南府推官等职，以奉议大夫致仕。因妻子过氏娘家是剡中长乐，遂将全家从婺州迁居嵊县鹿门山麓，筑梅墅，创书院。“凿山叠石一朝成，结构精舍三十楹。”清人周师廉有《鹿门书院》诗为纪。

鹿门书院创始于南宋淳熙元年（1174）。现存建筑为清嘉庆五年（1800）重修，是一座四合式楼台建筑，底层为石砌台基，南、北两面各建一个拱券洞，中间是正方形的天井，台基之上构建木结构房屋，四面相向回廊相通。东侧是更楼，西侧是书院，南面开阔处为演武场。自创办以来，鹿门书院即成为嵊县地区文化教育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，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，便是南宋大儒朱熹过访讲学之事。

据1989年版《嵊县志》记载，淳熙九年（1182），积旱三年，时任浙东常平盐茶使（按：应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）朱熹奉命赴嵊县赈济［注1］，顺访吕规叔，并在鹿门书院讲学。朱熹与吕规叔素有交往，知吕氏一族家学源远流长，儒林英才辈出，为“文献世家，中原望族”。“山有良足应为贵”，吕家又是名门望族，故题“贵门”二字赠吕规叔。《民国嵊县志》卷一载：“相传朱子访规叔于此，岩间有朱子书‘梅墅堆琼’四字，墅之西为访友桥，桥旁石壁有‘石泉漱玉’四字，亦朱子书。”［注2］

鹿门书院首次入载地方志的是清《道光嵊县志》，其卷四：

鹿门书院在贵门山，宋吕规叔建，凿山叠石，结构三十余楹。朱晦庵、吕东莱相继讲学于此。后圮。国朝嘉庆年间，吕氏裔孙重建。［注3］

此后邑志均有涉及，而对朱熹到访讲学并书赠“贵门”墨宝诸事，不知何故，自《剡录》至《道光嵊县志》之前历代邑志均失载，《民国嵊县志》卷一记载（朱熹事时）比较严谨，用了“相传”二字。然而，对于一些朱熹研究者特别是嵊县籍文史学者来说，这“相传”二字无疑如鲠在喉，相当难受。

朱熹与鹿门书院到底有没有交集？“贵门”“梅墅堆琼”“石泉漱玉”等到底是不是朱熹所书？本文循迹浩瀚书海，试着揭开其历史真相，并请史学方家和文史爱好者批评指正。

朱熹（1130～1200），字元晦，又字仲晦，号晦庵，晚称晦翁。祖籍徽州府婺源县（今江西婺源），生于南剑州尤溪（今福建尤溪）。理学集大成者，闽学代表人物。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哲者，被后世尊称为朱子。

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三月，朱熹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，准敕赐同进士出身。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，再次入都铨试中等，授左迪功郎、泉州同安县主簿。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），自同安任满罢归。此后朱熹不求仕进，主要从事教育和著述活动。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宋孝宗即位，诏求臣民意见，朱熹应诏上封事。隆兴元年（1163）十月，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。十一月，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。朱熹辞职不就，请祠归崇安。

宋淳熙二年（1175）正月，理学大儒吕祖谦自浙江东阳访朱熹，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，编次《近思录》成，史称“寒泉之会”。五月，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（今鹅湖书院），其时理学名家陆九龄、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，史称“鹅湖之会”。

淳熙五年（1178）朝廷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，朱熹数次请辞，不准。次年三月，朱熹到任。淳熙八年（1181）八月，时浙东大饥。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，宰相王淮荐朱熹任职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。

以上即朱熹任职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之前的人生履历。从科考、官场、学术、贤逸等各方面来衡量，其时年过五十的朱熹真不算耀眼。但朱熹看淡功名，而潜心于理学的研究和传承，逐渐成为与吕祖谦、张栻、陆九龄、刘清之等人并列的理学山头之一。

据《宝庆会稽续志》记载：“朱熹淳熙八年十二月初六，以宣教郎直秘阁到任，淳熙九年九月十二日，除直徽猷阁、除江西提刑。”［注4］可知朱熹于淳熙八年十二月初六到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。而任此职期间的情形，朱熹在《辞免江西提刑奏状》［注5］有所提及。其文如下：

右臣九月十二日准尚书省札子，八月十八日，三省同奉圣旨：除臣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，填见阙。去冬已经奏事，不候受告，疾速前去之任者。臣闻命感激，已于当日就衢州常山县界首安泊处望阙谢恩，解罢前任职事讫。伏念臣天赋朴愚，与世寡合，爰自早岁，即甘退藏。虽蒙圣朝累加收用，竟亦不敢冒昧就职，杜门屏处，玩思遗经。赖天之灵，偶窥管穴，因窃妄意讨论删述，冀成一家之言，以待后之学者。中间误蒙圣恩，特改京秩，训词褒励，盖亦以是期之。其后更被除书，起补郡吏，而臣所守不固，不能力辞，二年之间，中夜抚枕，起坐太息，未尝不私自怜悼而悔其初心也。既而复忝推择，备使近畿，凡所奏陈，多蒙开纳，赐钱蠲税，无请不从。自惟孤愚，遭遇如此，则又幡然思竭驽顿，以称所蒙。唯惧纵奸贼民，弃命废职，异时无复面颜以见陛下。至于触忤权贵，掇取怨嫌，则虽必知其然，而有所不暇计也。既而果如所料，沮挠万端，又独蒙陛下圣明，察其孤忠，委曲覆护，非唯不加诛殛，又使得以进职迁官为名而去。臣窃不自知区区之迂愚疵贱，何以得此于陛下！顾念感激，涕下交颐。所有恩命，诚不当更有辞避，以孤睿奖。然臣之愚，实有所不获已者，盖以心目俱昏，不堪吏责，今夏已尝抗章俟罪，未奉进止。而旱蝗继作，恭奉御笔戒俞丁宁，仰惟圣心忧劳特甚，是以惶惧屏息，未敢复言。今既蒙恩许解贱职，正是草野愚臣乞赐骸骨，以遂夙心之时，而所除官又系填唐仲友阙，蹊田夺牛之诮，虽三尺童子，亦皆知其不可，况臣虽愚，粗识义理，何敢自安？傥蒙圣慈特赐罢免，或与岳庙差遣，使臣得以归耕故垄，毕志旧闻，内休已惫之精神，外避当途之猜怨，则臣不胜千万幸甚！所有前件省札内除授恩命，臣决不敢祗受，已送衢州常山县寄收。仍一面出本路界，还家俟命。欲望圣慈早赐指挥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！

朱熹的这篇奏状陈述了几个重要的信息：

其一，淳熙九年（1182）九月十二日，朱熹江南西路提刑任命书到的时候，朱熹早已回福建老家。

其二，“既而复忝推择，备使近畿（绍兴其时为首都临安近畿，有陪都之称），凡所奏陈，多蒙开纳，赐钱蠲税，无请不从”，知朱熹任此职时颇有政绩，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。

其三，淳熙九年“今夏已尝抗章俟罪，未奉进止”，知此年夏朱熹仕途中发生了重大事情。

其四，“至于触忤权贵，掇取怨嫌”“而所除官又系填唐仲友阙”，知朱熹与其时宰相王淮关系不甚融洽。

知台州唐仲友与宰相王淮既是同乡，又有姻亲关系（王淮妹适唐仲友弟）。朱熹奏劾台州知州唐仲友事，始自是年七月十六日，至八月十四日“新知台州史弥正星夜疾速前去之任”，朱熹先后六上奏状，其间基本上都在台州审查唐仲友的罪状。事见《晦庵集》卷十九。此不详述。

其五，“又独蒙陛下圣明，察其孤忠，委曲覆护，非唯不加诛殛，又使得以进职迁官为名而去”，知朱熹其时在朝廷处境艰难，幸宋孝宗深知朱熹之忠心护而得全。

《晦庵集》之《朱熹年谱》注言，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先生（朱熹），王淮又擢大府寺臣陈贾为监察御史。贾面对，首论近日荐绅有所谓“道学”者，大率假名以济伪，愿考察其人，摈弃勿用。盖指先生也，故先生奏言及之。［注6］

《宋史本传》云：“有短熹者，谓其疏于为政。上谓王淮曰：‘朱熹政事，却有可观。’”［注7］即朱熹此文所言“又独蒙陛下圣明，察其孤忠，委曲覆护”。

据上可知，自淳熙九年七月十六日朱熹遇台州饥民状告唐仲友始，至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离开台州止，朱熹基本上都在台州解决饥民诉州乱一事，且处在与台州知府唐仲友一党的斗争之中。此时，朱熹概无可能拜访嵊县鹿门书院。

据朱熹《奏巡历沿路灾伤事理状》［注8］记载：

具位臣朱熹：今具沿路灾伤事理下项，须至奏闻者：

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间看视……臣十七日经历上虞县界……臣十八日到嵊县，其旱势尤甚于上虞。盖绍兴诸县之旱，嵊为最而上虞次之，余姚又次之。然上虞、余姚去年犹得薄收，独嵊县一连三年遭此极重之灾……臣十九日至新昌县，是日午后连得大雨，几至通夕……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县界。

朱熹是年七月的此次巡历，意在整治台州乱状。即使是“一连三年遭此极重之灾”的嵊县，也无暇多做停留。

其实早在上任伊始，朱熹就已巡历嵊县之境。据朱熹《奏廵历合奏闻陈乞事件状》［注9］记载：

臣自正月四日起离绍兴府，迤逦巡历，有合奏闻陈乞事件，今具下项。欲望圣慈检会臣前两状所奏及今所陈事理，再赐官会三十万贯，速行旧岁之赏，痛减度牒之价，庶几储备稍丰，官吏更敢放手救活饥民。其作捺湖埂，亦系一县新年农事利害之大者。并乞特依所乞，早赐给降，不胜幸甚！

臣初六日到三界镇，见有饿损人口颇多，其死亡者亦已不少。七日至嵊县，八日至本县清化、孝节乡，所见尤多，饥羸尤甚。据其称说，皆自八九月来阙食至今，其死亡者不可胜数，道殣相望，深可怜悯……臣初九日入诸暨界……

淳熙八年十二月初六朱熹到任常平一职，十三日即上奏《乞推赏献助人状》［注10］，专门向朝廷推赏灾年曾献米救济的有功人员，并且将此作为上任的条件。在朝廷答应后，淳熙九年正月初四，朱熹开始巡历诸县。鉴于绍兴下辖诸县严重受灾特别是嵊县连续三年遭灾的实际，朱熹沿袭在南康军时的做法，继续推行荒政，并在赈灾、济粜、减税、缓税等方面为绍兴百姓争取了大量惠利，即《辞免江西提刑奏状》所言：“凡所奏陈，多蒙开纳，赐钱蠲税，无请不从。”这对三界镇（时属会稽县）及嵊县人民来说，朱熹此恩大于天，值得永远铭记。建议嵊州市在市区或鹿门书院设立朱熹祠，推进嵊州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。

朱熹自淳熙九年正月初四开始巡历两浙东路七州四十一县，按其为官之勤政，每个州县都跑一次，至少要到二月中旬。更重要的是，眼里容不得半粒砂子的朱熹，在巡历过程中，对地方政府的贪官污吏以及不作为的官员毫不留情，均予以弹劾上奏，如《奏知宁海县王辟纲不职状》即记朱熹劾奏宁海知县事。又据《奏廵历婺衢救荒事件状》记载，淳熙九年正月十一日，朱熹自诸暨入婺州浦江县界，历义乌、金华、武义县，由兰溪县界入衢州龙游、常山、开化、江山。又上《奏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状》等，对知衢州李峄等不作为的官员进行弹劾。［注11］

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一职，其实只是两浙东路负责农业和税务巡查的官员（南宋时，农田水利和茶盐二司合一）。对于其时的官场而言，朱熹的确算是一个异类。连衢州守这样的地方大员也被弹劾，简直比御史谏官还要严苛，这也导致朱熹与臣僚们的关系不甚和谐。朱熹《乞赐镌削状》言“臣昨以职事横被中伤”，正是缘于此类事情。

淳熙九年二月，朱熹巡历诸县回绍兴府后，上书请求“镌削”，理由是“窃见诸暨县灾伤至重，疾疫大作，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胜数。由臣前日闻命之际，震恐猝迫，轻去职守，有失照管”（《乞赐镌削状》）。之所以自乞“镌削”，除了朱熹的严于律己，恐怕跟朝臣们对他的弹劾、问责也大有关系。

淳熙九年春，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的朱熹劳碌繁忙。除却路途奔波之苦，“每出，皆乘单车，屏徒从，所历虽广，而人不知。郡县官吏惮其风采，仓皇惊惧”，又肩荒政施行之繁，“尤以缉盗、捕蝗、兴水利为急，大抵措画悉如南康时，而用心尤苦”。灾荒犹可赈救，人事却难妥处。既劳力又劳心，为官太过刚烈孤忠的朱熹，虽得到了皇帝宠信，“伏蒙圣明特赐临照”，却遭到了同僚排挤。［注12］

当然，朱熹是不会在意这些的。施政之余，他常以诗词遣兴寄怀。他有《忆秦娥（雪、梅二阕怀张敬夫）》词言：

云垂幕，阴风惨淡天花落。天花落，千林琼玖，一空莺鹤。

征车渺涉穿华薄，路迷迷路增离索。增离索，剡溪山水，碧湘楼阁。

张栻（1133～1180），字敬夫，理学大儒，与朱熹、吕祖谦齐名，时称“东南三贤”。南宋抗金名臣、魏国公张俊之子，也是朱熹挚友。二人曾于雪中同游潭州等地，并作有多首唱和诗。张栻卒于淳熙七年，此诗当判定作于是年后，缘雪景而发。

诗言“征车渺涉穿华薄”，任上在职之语。“阴风惨淡天花落”“千林琼玖，一空莺鹤”，乃冬雪之景。又言“剡溪山水，碧湘楼阁”，诗当作于前往嵊县之时（诗或作于嵊县）。据前引《奏廵历合奏闻陈乞事件状》记载：“臣自正月四日起离绍兴府，迤逦巡历……初六日到三界镇，见有饿损人口颇多，其死亡者亦已不少。七日至嵊县……”则此阙《忆秦娥》词应判定作于淳熙九年（1182）正月初七，朱熹从三界至嵊县的途中。其时两地灾情已非常严重，冬天饿死、冻死者不少，正如奏状中说“道殣相望，深可怜悯”，也即诗言“云垂”低幕，“阴风惨淡”“天花”飘落，无不关合百姓生命之凋零，全诗颇见沉郁，有与奏状相同的悲悯情怀。这无疑让朱熹对挚友张栻“传道济民”“经济之学”“事天保民”等思想有了更深切的体会。“路迷迷路增离索”，暗寓朱熹对治荒济民的求索问道之意。

《朱熹外集卷一》中有《游会稽东山》诗［注13］言：

江路经由数十回，无因到此为潮催。

尝聆文靖曾游后，欲问蔷薇几度开。

今日掣身推案去，暂时秉烛入山来。

高僧不问谁家客，独计云轩自把怀。

诗仙李白《忆东山二首·其一》诗言“不向东山久，蔷薇几度花”。此诗言“欲问蔷薇几度开”，典出于此。“尝聆文靖曾游后”，东晋谢安谥号文靖，东山以谢安移居而得名。然体味此诗“尝聆”之意，此文靖当指朱熹的老师刘子翚［注14］。刘子翚诗云“南游会稽今十年”（《醉歌赠金元白》），死后谥号也是文靖。故此句当是朱熹追怀老师刘子翚昔日游览东山之情。“今日掣身推案去”，反用苏轼“百重堆案掣身闲”（《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》）之典，表明朱熹其时公务繁忙。“暂时秉烛入山来”，则是忙里偷闲之语。“欲问蔷薇几度开”，意谓蔷薇花尚未盛开。故此诗当作于淳熙九年，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，时在此年春末为妥。

“江路经由数十回，无因到此为潮催”，会稽东山应当是朱熹巡历会稽、上虞、嵊县、奉化、宁海等地的所经之途，而且由剡溪经石桥往台温两州，也是朱熹回福建老家的一条路径。谢安东山前的这条“江路”即剡溪和曹娥江，数十次来回的朱熹却无暇登临东山，这对于好游山水的朱熹来说，既是吸引，更是无奈，足见这年春天其政务之冗繁。许多学者把朱熹访问嵊县贵门吕规叔，甚至在鹿门书院讲学之事，判定在是年春，纯属主观揣测，应是穿凿附会之说。

淳熙九年春，朱熹很忙。是年秋又无奈陷入与唐仲友、王淮的斗争之中。那么这年夏天，朱熹在忙什么？是否有闲暇专程赴嵊县贵门消暑度假，拜访规叔，讲学鹿门？我们再来看淳熙九年夏天朱熹的《与颜漕札子》一文［注15］：

熹衰病之余，强颜一出，适此大侵，费县官数十万，而越人之殍犹不可以数计。俯仰幽明，局踳（按：同舛）忧愧，殆未易以言喻也。加以伉拙，不堪世俗之迫隘，中间求去不得，复此宿留。今幸二麦登场，赈救讫事，见攒帐目申发，即寻前请，庶几观变玩占，可以无大过耳。浙东山水佳处都未得放怀登览，剡中虽两到，然忧累方深，无复佳兴也。若便得报罢，当取道石桥、龙湫以归，庶不负此行耳。前承枉书，窃审轺车一出，周遍八都，狂寇束手，奸民屏息，山谷困穷受赐多矣。他可以为一方久远计者，尚冀高明虑之，千万幸甚。

书札言“适此大侵，费县官数十万，而越人之殍犹不可以数计”，正逢淳熙九年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。“今幸二麦登场，赈救讫事，见攒帐目申发”，可知淳熙九年夏天赈救已暂告段落，大小麦成熟收割已可运往货场。“颜漕”即转运司、发运司负责漕运的颜姓官员。南宋朝廷赈灾济粜，漕运是最为重要的环节。此文正是朱熹就救济粮发放问题与颜姓漕运官的交流书信。

“浙东山水佳处都未得放怀登览，剡中虽两到，然忧累方深，无复佳兴也。”可知淳熙九年自巡历赈灾一直到二麦登场，朱熹都无暇“放怀登览浙东山水佳处”。

“剡中虽两到”，一为正月出巡，二为春末经曹娥江作《游会稽东山》时。

“熹衰病之余，强颜一出”，这显然不只是身体的衰病，更主要的是朝廷内部权贵的掣肘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，经历了浙东赈灾的（劳心赈灾济粜的）朱熹可谓身心俱疲，所以书札又言“中间求去不得”，孤忠果敢推行荒政的朱熹进退维谷，万般无奈。书信的最后，朱熹又言“若便得报罢，当取道石桥、龙湫以归，庶不负此行耳”，则是再次向同僚流露，自己的谏言一旦不被朝廷采纳，即刻辞官归家，顺道“放怀登览浙东山水佳处”。

大灾之年正为浙东百姓日夜忧心操劳的朱熹，此时为何心生弃官归隐、撂挑子走人的念头？朱熹与南宋朝廷的地方大员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争执和抗辩呢？

据《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义仓米状》记载，淳熙九年四月，于这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的衢州知州、朝奉大夫沈崈，也即接替被朱熹弹劾而下岗的前守李峄，因擅支衢州常平义仓米四千余石发放给官兵，又被朱熹奏劾！尽管官兵也要吃饭，沈崈也只是权行借兑义仓之米，但铁面无私的朱熹仍以“擅支之罪”劾奏。大灾之年，奉旨施行荒政的朱熹以救民为急，坚持原则到严苛的地步，究其原因终归是“道殣相望，深可怜悯”。这义仓之米就是朱熹推行荒政的最后一根救“民”稻草。谁擅自打它的主意，朱熹就跟谁拼命。除了此状，他还先后上《奏绍兴府都监贾佑之不抄札饥民状》《奏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官米状》等，丝毫不怕得罪浙东乃至整个但凡不利荒政推行的官场权贵。［注16］

淳熙九年夏，就在二麦成熟之际，朱熹连续向朝廷上书多封奏札。《乞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和买役钱展限起催状》［注17］言：

照对绍兴府诸县去岁水旱相仍，田禾损伤，人民饥饿，幸蒙圣恩，给赐钱米，广行赈救，以至今日。二麦既已成熟，民之幸免于死亡者，亦稍苏息，全藉官司存恤休养，方可安业。今不住据属县第四第五等人户列状陈称，灾伤之余，生理未复，窃恐和买役钱、夏税绵绢准例起催，乞特与具奏，放免一年。臣照得人户夏税绵绢系是朝廷常赋，难以放免外，惟是起催省限在五月十五日。窃见下户今春乏食，养蚕甚少，二麦虽熟，亦只得供给口食，尚虑将来青黄未接，更有阙食之患……合纳今年夏税、和买役钱，与展限两月起催，庶几新谷成熟之时，可以送纳……

《乞住催被灾州县积年旧欠状》［注18］又言：

臣伏睹四月二十二日圣旨指挥，绍兴府萧山、诸暨、会稽、山阴、嵊县五县并严州诸县各为去年水旱最甚，可将第四第五等人户合纳今年夏税、和买役钱，并特与展限两月起催……臣访闻本路被灾州县知通令佐多有只见蚕麦稍熟，便谓民力已苏，遽于此时催理积年旧欠，上下相乘，转相督促……

原来，在二麦成熟之际，朝廷各州县就以为“民力已苏”，便限令各人户在两个月内完缴夏税、和买役钱、积年旧欠等赋税。这对连年受灾歉收的百姓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深知民生疾苦的朱熹强烈反对，乞谏朝廷减缓乃至免除各种赋税，还要求朝廷加大赈灾济粜的力度，甚至不惜以辞官相抗争！

我们再来看朱熹的《乞修德政以弭天变状》［注19］：

右臣昨为本路旱伤，祈祷不应，累曾具奏及申尚书省，乞为敷奏，早作防备。近准省札，已蒙圣慈特从所请，支钱于明州置场籴米……今日之灾，地分尤广，非惟官府、民间储备已竭，而大农之积亦已无余。又当大礼年分，户部催督州县积年欠负官物，其势不容少缓。凡所以为施舍赈恤之恩者，窃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。臣窃不胜大惧，以为此实安危治乱之机，非寻常小小灾伤之比也。为今之计，独有断自圣心，沛然发号，深以侧身悔过之诚解谢高穹。又以责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，然后君臣相戒，痛自省改，以承皇天仁爱之心，庶几精神感通，转祸为福。其次则唯有尽出内库之钱，以供大礼之费，为收籴之本，而诏户部无得催理旧欠，诏诸路漕臣遵依条限，检放税租，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、军、监司守臣之无状者，遴选贤能，责以荒政，庶几犹足以下结民心，消其乘时作乱之意。如其不然，臣恐所当忧者不止于饿殍，而在于盗贼；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，而上及于国家也。臣蒙恩至深，不知死所，敢冒鈇钺，为陛下言之。触犯天威，恭俟夷灭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此状《宋史》亦有载。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于淳熙九年六月甲子后记载：“提举浙东常平朱熹以前后奏请多见抑，幸而从者，率稽缓后时，又以旱蝗相仍为忧，疏言……”［注20］如果说此前的奏状，朱熹还只是着眼于两浙东路的本职，那么此状就完全是他心忧南宋天下的体现。他在奏状中请求朝廷“尽出内库之钱”“户部无得催理旧欠”“诏诸路漕臣遵依条限，检放税租”以及“诏宰臣沙汰被灾路之无状者，遴选贤能，责以荒政”。又言“所当忧者不止于饿殍，而在于盗贼；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，而上及于国家也”。

朱熹为何把连年灾情上升到国家祸乱的高度，显然是总结了北宋末年方腊起义、嵊县人仇道人响应并造成极大破坏之情，他担忧浙东大灾后可能发生变乱，绝不是杞人忧天。

事实上，朱熹《与颜漕札子》就是他“诏诸路漕臣遵依条限，检放税租”谏言的体现。“前承枉书，窃审轺车一出，周遍八都，狂寇束手，奸民屏息，山谷困穷受赐多矣。他可以为一方久远计者，尚冀高明虑之”，这与他《乞修德政以弭天变状》等奏文中所表达的主旨相同。

应该说，针对浙东等地的灾情，朱熹提出的措施是切实可行的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注释：

［注1］嵊县志编纂委员会编《嵊县志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8月第1版，大事记，第3页。

［注2］《民国嵊县志》，嵊州市地方志办公室，2008年11月重印，卷一·地理志·古迹，第27页。

［注3］《道光嵊县志》，嵊州市地方志办公室，2016年11月重印，卷四·学校，第32页。

［注4］〔宋〕张淏纂修《宝庆会稽续志》卷第二·提举题名。

［注5］《钦定四库全书》集部四〔宋〕朱子撰《晦庵集·卷二十二·辞免》。

［注6］《宋史·卷四百二十九·列传第一百八十八》：“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熹，淮又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。贾面对，首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，大率假名以济伪，愿考察其人，摈弃勿用。盖指熹也。”

［注7］同上。

［注8］《钦定四库全书》集部四〔宋〕朱子撰《晦庵集·卷十七·奏状》。

［注9］同上。见《晦庵集·卷十六·奏状》。

［注10］〔清〕王懋竑撰、何忠礼点校《朱熹年谱》卷之三：“十二月初六，视事于西兴。按《行状》：‘先生初拜命，即移书他郡，募注商，蠲其征。’”

［注11］《晦庵集》卷十六至卷十七《奏状》。

［注12］〔清〕王懋竑撰、何忠礼点校《朱熹年谱》卷之三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10月第1版，第129至132页。

［注13］《朱熹集》，郭齐、尹波点校，四川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10月第1版，第5715页。

［注14］刘子翚（1101～1147），字彦冲，一作彦仲，号屏山，又号病翁，人称屏山先生，理学家。宋代建州崇安（今属福建）人，刘韐子，刘子羽弟。以荫补承务郎，通判兴化军，因疾辞归武夷山，邃于《周易》，朱熹尝从其学。著有《屏山集》。《宋史·列传第一百二十九》：“刘子羽，字彦修，崇安人，资政殿学士韐之长子也。宣和末，韐帅浙东，子羽以主管机宜文字佐其父，破睦贼，迁衙尉丞。韐守真定，子羽辟从。”

［注15］《晦庵集》卷二十六《时事出处》。

［注16］《晦庵集》卷十六、卷十七《奏状》。

［注17］同上。见《晦庵集》卷十七《奏状》。

［注18］同上。

［注19］同上。

［注20］〔清〕毕沅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一百四十八》，国学导航网络版，史部·编年类。

2024年2月19日

来源：爱嵊州  全民记者  宇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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